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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国防金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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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兴起离不开金融。在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国力时,我们常常忽视美国的金融市场帮助美国政府和军队调配资源的巨大潜力。因此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可以说,现代国家的兴起过程就是一部金融发展史,无论是革命还是国防,无论是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因此,国防金融必须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实现大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国防金融的社会基础


什么是金融?为什么要有金融?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为基础的。如果私有财产可以随时侵犯,金融产品便成为浪费时间、财力的多余产品。


金融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财产不可以侵犯,每个人拥有自由权利的前提框架之下,金融市场提供的一些工具。即在大家权利平等之下,通过自愿、自发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认同很多人花大量时间去磨合交易来配置一个社会的资源的话,当然计划经济短期内的效率可以更高,因为由计委统一的配置国防和经济、企业、私人的资源更简单。


正因为这一点,是不是要有一个分开的国防金融市场?比如只有国有银行,包括国开行才可以参与。如果如此,没必要谈金融这回事。计划经济时期,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连货币都是多余的,这样一来都由计委统一调配即可。之所以有国防金融的话题,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也是不能够被随意调配、征收的。


此外,要对货币金融和证券类的金融进行区分。从周朝开始,中国人的货币经验就和皇帝的国家治理连得很紧。而证券金融,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人尚未接触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货币金融、货币政策更简单,而我们了解为什么国防金融,不管是过去没有出现还是以后怎么发展,更多是在证券类的、大众市场金融方面的发展与延伸。相当程度上来说,财政和货币金融两者关系非常紧密,但是财政和证券类的金融则不然。


二、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军队不管是航母还是一般的作战机、轰炸机,都是非常贵的。现在一艘航母可能会8、90亿美元,500多亿人民币,按照现在中国正式的国防开支来算,一年的预算中也买不了多少艘航母。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怎样用有限的国防开支尽量做更多的事?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通过分期付款,二是通过租赁的安排,可以把1万亿的国防开支在一年中做成20万亿或者是50万亿的事情。道理很简单,要是短期内能够通过50年期限的贷款,把80亿美元的航母成本可以分摊到未来50年分别去支付的话,一年的1万亿或者多少万亿的经费可以做很多艘航母和其他的开支。


还有一个办法,不一定自己去买这些,可以通过银行的租赁公司,还有市场化的其他租赁公司,由他们帮你买下来。可能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雇佣了一些民营企业?美国的私人公司帮他们去打仗,因为打仗的经费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安排,未来很多年分期付款,毕竟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战争开支。但这有一个前提,不能每年总是在打仗,未来一两百年,如果年年有很多战争开支的话,金融手段大概也无法解决。


金融手段的有用之处还是在于解决年有余月不足的问题。也许50年里经费够开支了,但是50年也许会有5年、10年会有高额的战争开支。这样一来,怎么渡过5年的挑战就变成了金融市场可以专门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是未来50年年年都有很高的开支,通过金融手段来摊平短期一年或者几年的开支,就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有两个选择,如果完全由政府来管制金融体系,实际还不如回到原来的由计委加上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来调配。因为如果政府管制,发展不好、自身承受冲击能力不强的话,金融体系没有办法真正起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效果,所以到最后金融体系的强和弱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我以前写过的文章也谈到,真正判断什么时候中国是现代化历程走完了,就是看哪一天中国本国的资本市场进入市场,可以完全开放,而且能力也很强,因为这就标志着方方面面的制度机制都已经到位了,法院也很可靠、很公正了,执法机构也靠得住了,这样一来契约权益,不管涉及到跨期信用交易还是其他,我们都不用担心了。


现在短期来看,不同的部委、地方政府,对于还不起债的机构,喜欢通过刚性兑付,大家都皆大欢喜。但是刚性兑付越多,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金融体系对风险定价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因为本来如果投资者赔钱了,以后买别的债券和资产时就会更认真,先搞清楚有没有这个能力,像今天承诺的一样去支付钱。如果有政府在每次亏损时看到要赔钱了就通过刚性兑付,比如通过国开行接过单子的话,慢慢投资者也不在乎了。如此一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能力就不断退化,离了政府的信用,政府行政权利的干预之外,没有办法自身活下去。


三、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


关注这个话题是想从钱的角度,从战争融资、国家融资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一般教科书对中国过去不同朝代的历史介绍。不管是今天中国的学者还是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一个很强的偏好,研究历史的时候都喜欢做一些高大上的话题,朝廷里怎么政变、内斗,或者谁有多强的革命热情。这些人有了想法去建立新的朝代,或者是要把这个朝代做得很好。至于钱从哪里来,融资从哪里来,以往历史学者关注的不是很多。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让我们对现代国家兴起背后的金融基础的了解比较少。因为史学家觉得钱的话题太拿不上台面,没有那么高大上,这样一来就让历史的经历中金融的经历,经济融资方面应该学到的东西被忽视很多。


国防金融,除了保险等具体涉及到军人个人方面的话题,在整个军队和国家的金融或者融资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常规性的融资能力、融资需要。二是应急。就好像做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使得开支在短期内上升很多,是不是有工具帮你摊平。


常规融资主要是和征税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下面重点通过两个具体案例理解这个问题。人民币最早在解放区就开始发行,但不是很多,也不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国际金融市场由于与战争,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沾边,不太能发挥其功能。在国内,一方面中国的外汇资金要走出去,必须要管制。以后融资风险怎么样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更多人参与、交易来更好的分摊,还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恰恰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融资能力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中国的资金不能走出去,国外的资金也不能随便进来,意味着中国本国,不管是国防还是其他所有的风险都是由中国老百姓百分之百承担的。打开之后的好处是,不管中国可以像美国一样,无论遇到经济危机或其他危机,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让大家都来承受。


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不能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现在没有办法承受开放以后带来的挑战。比如在2015年年底、2016年初,为了不让人民币快速贬值,为了堵住资金外逃,把门都关了,把香港、伦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一夜之间就卡死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交易会使得人民币一下承受不了。


左宗棠西征的故事


从左宗棠西征成功的故事可以看到,如果有比较好的战争融资手段,可以把军饷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使得整个军队的军心可以被稳住。尤其是原来冷兵器时期,离开了军心就没有办法去打仗了。


具体来说,1866年时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他接受挑战以后,很快平息了回民起义。他当时面对的军费挑战很大。大概在1868年,他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其中谈到了起初是一年可以拨两月满饷给士兵,后来一年拨一月满饷,到如今是一个月的满饷都没有办法发到百分之百。可想而知,军心高涨还是低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把回民起义平息以后,接下来被授命继续西进收复新疆。他大概做了一个预算,每年需要800万两银子的军费开支,问题是继续西征的钱从哪里来?


第一个解决的办法,过去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普遍靠平时积累一些财政盈余。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朝的中国财政收入比起同期的西方国家是要低很多的。按照人均税负来看,最近这些年西方和国内的一些历史学者对不同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分别做了估算,1650年到1699年,中国人均税负是7两银子一年。到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是3.4两银子,英国的人均税负是303两银子。如果把中国和同期的西班牙、法国做一个对比,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均一年缴税大概是66.4两银子,西班牙人是63.1两银子。


这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史学家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当初专治国家实际征税能力要比民主国家低很多,觉得很奇怪,当初英国人想要制约王权,就是为了减轻英国人民的税务负担,保护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实际上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人的税负,尤其是跟同期的法国人相比,上升的非常快。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每个人一年交的税务负担大概是同期法国人的3倍。和中国相比,那就更多了。


现在大家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名义上说清王朝的皇帝有无限的征税权,但实际上每年只能从每个人收到几两银子?人均税务负担除以每个人一天的平均收入的话,大概收上来的税负相当于普通人多少天的收入?中国在18世纪末期是1.3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1.23天的收入就够交朝廷的税收。但是在同期的英国,18世纪后期英国人均税负相当于他们12.6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是17.2天的日收入。


从这些来看,当时的清朝,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问题不大。一旦发生战争,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清王朝是没办法承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清朝自从把明朝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一直到太平天国,将近20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打过大的战争,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都是很少的,鸦片战争也就是短短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不管是白莲教的起义,还是其他的,都是非常局部、非常短暂的战争。到了太平天国,涉及到的省将近10个,持续的时间是15年,所以太平天国给清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融资挑战,到最后把清王朝给拖下来也不奇怪。


回到左宗棠的挑战。因为靠财政盈余积累下来的资金为西征提供经费的支持很难,特别是他去西征的时候,清王朝花了15年时间应对太平军,所以清朝正式的财政等方方面面都已经耗干了。第二种融资途径对于当初的左宗棠来说就是靠卖官。


清朝到太平天国之前一直问题不是很大。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官位得到的收入来补贴。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期间,这个就很难了。


比如太平天国之后,1867年,当时湖南的巡抚刘崐非常愤怒,因为太平天国之前的规则是由户部统一掌握。各个省要靠卖官得到收入的话,界限比较明确。湖南要卖官位在湖南卖,不能越界,不能湖南跑到湖北,或者是湖北跑到安徽,但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开始就乱了。刘崐就抱怨,皖军怎么跑到长沙去卖官。安徽就不干,因为安徽有钱人承受的负担太重,所以安徽本地卖官还不够。但左宗棠当时在甘肃、陕西、山东也设立了很多捐局去卖官位,后来发现融资量对他西征作为军费来说实在没有办法。


清朝主要的融资安排是协饷制度。就是有钱的省、穷的省,包括没有战争的省,把他们的钱拿过来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但是协饷制度有一方面让左宗棠很头痛,就是协饷的经费什么时候来总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早到了,有的时候是好多个月,甚至拖一两年都没有办法到。对于当时的军队老板来说,什么时候钱来才可以给士兵发工资。如果不能够做到正常按时的发工资,士兵愿意帮你卖命的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左宗棠得到的根本帮助是来自胡雪岩。因为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上海的金融市场已经比较发达了,有汇丰银行等等这些央行。从1874年开始,左宗棠主要是通过胡雪岩的帮助,从汇丰银行借了很多的钱,加在一起大概借了2千多万两银子,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提前把未来不确定的收入拿到手,按时按额给士兵发军饷,等到以后协饷经费到来了,再给银行去还。这样就把开支的不确定性、波动性给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借款,左宗棠可以停止卖官。但是出资的一方要承受一些波动性风险,而金融机构就是帮助你平滑收支的流动波动的程度,所以带来的好处很大。


总的来讲,因为文化的原因,今天金融在中国的接受度还不是完全到位。为什么清末的时候皇帝、大臣没有办法?这也与儒家文化对市场的排斥有很大关系。


袁世凯的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去南京真正接任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而是去了英国和法国借钱。因为他知道,革命胜利了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概不到清朝政府的1/3,但是开支比清朝政府要多很多。孙中山去了一趟欧洲,1911年12月回到上海。下船以后记者就问他:“大总统,你这次到欧洲找钱怎么样?”孙中山说:“我空着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革命精神。”他回到上海,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大概有20多万民军等着把欠他们的军饷给他们,同时给他们另外一些补贴,把他们给打发回去,但半天都得不到,就开始在南京举行抗议。孙中山很清楚,如果临时大政府找不到钱,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很有可能要垮掉。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一般的历史书里不会从融资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在1912年2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一般说是因为袁世凯有其他的阴谋,但实际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袁世凯能够找到钱,而孙中山找不到钱。


前不久和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讲这个事,他说怪不得去年上半年他在香港参加一次拍卖,让他很不高兴的一个事是国父孙中山亲笔写的“博爱”的字2万元港币,还不到2万人民币。他一想,孙中山亲手写的“博爱”这两个字那么珍贵,怎么才2万块钱。坐在他旁边的朋友跟他说,你不用着急,因为当初为了革命,从1900年之前一直到1911年,孙中山到香港、夏威夷、旧金山、欧洲到处融资,写了很多“博爱”,所以是不是他亲笔写的,连专门仿造古迹的各种艺术品的人都不愿意仿造,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在乎哪个是亲自写的,哪个是假的,不值什么钱。


到1911年底,孙中山已经把他个人的信用耗干了,在1911年底跑到欧洲去借钱融资,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了,所以回到国内。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个问题,1912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以后,当年就从不同的国际银行做了5次借款,让南京政府不至于垮掉,而且把民军都打发回去。尤其是到了1913年,我们统称为“善后大借款”,总共借了2500万英镑,期限47年,年息5%,其中前10年不需要还本金,只需要支付5%的利息就可以了。这个融资对中华民国活下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为什么国防金融现在重要而过去没有?


为什么国防金融的问题对现代国家来说,从十七世纪开始就越来越重要?过去的朝代,战争融资、国防融资的问题也重要。但是总的来讲,冷兵器时代融资的挑战也有,但是在数量级上和热兵器时代对战争融资带来的影响是完全无法比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兴起,实际和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是一回事。


现代战争的兴起,是跟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划等号的。之所以现在财政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财政融资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一个是和福利国家的兴起有关系,跟政府福利越来越多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甚至于在早期的时候更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热兵器带来的影响。现代军火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对于战争的打法和常备军要有多少,民军要有多少,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简单说,一个是热兵器价格非常贵,就像我们说到的航母,一艘就可以达到80亿美元。当初的火炮,越来越复杂的火炮兴起时,价格可能没有像现在的航母这么贵,但是相对于梭镖和长矛来说,越来越复杂的火炮价格肯定是高的。我作为外行了解一些文献,防御设施相对于冷兵器时期来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是简单的碉堡,搞一些石头、砖头就差不多了,一般的长矛打不过来。但是越来越厉害的火炮出来以后,一轰炸,早期的防御设施就不行了。到了16、17世纪,所谓意大利的要塞(traceitalienne)就必须越来越坚实、庞大,花的钱和工程时间必须多很多。工程兵也是因热兵器而兴起。


再就是常备军的必要性,比原来冷兵器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根本性变化。不管是唐朝还是宋朝,他们面对的农民起义军,武器不对称的程度不高,但是热兵器时代就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逼着政府要花更多的钱去按照新的方式训练常备军,经费就大大增加了。


在热兵器慢慢进入西欧军队早期时,1550年前后,英国的正规军大概是66000人,到了1700年以后上升到19万人。法国军人增长幅度更大,1550年左右大概只有5.7万人正规军,1780年上升到26万。


前面提到从16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人均税负从最初的45两银子上升到19世纪末期的344两银子,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所以英国政府需要征的税越来越多。法国也经历了很多税负负担的增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上面这个图蓝色反映的是奥特曼帝国人均税务负担,基本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变化不是太多,但是西欧国家的人均税负一直在上升。当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从战争融资的角度,发现军队越来越广泛使用热兵器,由此产生了军队的变化,要求他们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另外一方面,财政税收是常规的建立军队的经费来源,但是金融市场更多的是要解决突发、应急的开支带来的挑战。


上图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法国国债利率和英国的政府国债利率放在一起来看,大致上法国政府公债利率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平均下来在6.5%左右,同期的英国政府国债利率大概是4%。从融资能力、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也决定了英国和法国长达200多年的竞争竞赛中,英国的融资能力更强,债务融资的量和成本、价格更有优势。这些方面对于英国海军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关键的。


下图反映的就是海军军舰的容量,上面的线是英国的,1775年开始一直到1815年。下面反映的是法国、西班牙等等其他西欧国家的海军实力对比。


税收能力很强,再加上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也很强,这两方面英国的优势对于光荣革命之后,特别是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到一战的开始,英国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欧洲国家中排第一,有非常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下图反映的是从1700年光荣革命十几年以后,英国银行成立以后,让英国有了国债。把每年英国国债的余额除以当年以GMP,类似于GDP。


国债余额在拿破仑时期达到了顶峰,相当于英国当时GDP的2.6倍。1826年左右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要求英国政府以后每年可以有财政盈余,不能有财政赤字,必须每年想办法还掉国债。那时候开始,英国的国债余额相对GDP的水平一直下降,到什么时候达到了最低点?恰恰在1914之前,就是一战之前,在我们认为大英帝国正式结束的时候,也是英国国债余额最低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八二几年、一八三几年,那时候是英国国债欠债相对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负债多和少本身并不真正代表实力的强和弱。如果非要解读,实际上融资能力强,使得融资量相对于GDP来说很多,恰恰是要反过来看,代表他在那个时候的实力实际是很强,而不是很弱。

热兵器时代打破清朝格局


为什么中国从太平天国以后,以前觉得军阀割据的局面在中国近代怎么形成,为什么清政府那么傻,各个督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1911年以后,一直到1928年之前,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阀,为什么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当然可以说那时候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都太无能了,但这样下结论有点太简单了。因为热兵器从太平天国开始,李鸿章知道洋枪洋炮是唯一的选择,必须往这个方向做。从曾国藩到当时的湘军还是其他统帅,都没有办法适应。清政府原来融资能力那么弱,热兵器进来之后,尽管太平天国从李鸿章到其他的官员都知道,必须要学着洋人办新式的军队,但是钱从哪里来?那时候一方面财政能力很差,但是靠金融市场融资方面,除了靠央行提供支持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最后逼着清政府容忍各个省自己看着办。

研究财政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厘金的出现。厘金相当于贸易税,在湖南洞庭湖边上可以设置很多关卡,任何的船运的船从这个关卡路过时要收1%或者10%。这样一来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坏事,之所以从太平天国以后,厘金的制度不仅没有被放弃,而且被不断强化,就是因为各个省要发展自己新的军队需要钱,而政府又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靠厘金。各个省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以后,谁可以通过银行融资得到钱,那个省的军队就可以更强,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


从大致的历程上看,新式武器主要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开始,正式用在中国境内的战场上,先是太平军自己洋枪洋炮比较多。1860年,上海道吴熙和本地官绅花了一些钱雇了一个美国人华尔来组织中国的第一支完全是洋枪洋炮支持的雇佣兵。当初洋枪队都是雇佣印度人,和现在的巴基斯坦、吕宋人等等。1862年在李鸿章的提议下,清政府把洋枪队买过来,归属到淮军里,由李鸿章接管,把名字改为“常胜军”。


从1862年一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以后,把常胜军解散,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军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千左右,最多的时候有5千人。具体的武器装备,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很厉害的,有3门24镑的榴弹炮,18门12镑过山炮,4门32镑榴弹炮。当时常胜军打仗的做法就像现在熟悉的,先是用火炮长时间的轰炸,把对方很多防御摧毁,然后步兵冲上去。


1861年,李鸿章正式接过来之前,常胜军的洋枪队参与了一些和太平军的作战,开始并不是很成功,大概一半胜利一半输掉了。1862年开始,每一次和太平军打仗都胜利,1862年打了14场,1863年继续和当时的军队一起,对太平军构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常胜军对于平息太平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经历对于李鸿章来说影响很大,尽管1864年把常胜军给解散了,后来在1865年李鸿章给皇帝写的奏折里说到,“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枱、鸟枪,而变为洋枪”。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才把李鸿章当初的建议当做一回事,所以重新在天津按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式的陆军,当时叫做定武军,一共10个营4700多人。1895年的时候,由袁世凯接过来,按照西法找了德国的军官来训练当时的军队,很快扩展到7千人。


1896年清政府要求各个省开始编练新军,但是五年之后的1901年,跟八国联军作战的时候,原来各个督抚下面培养的新军根本是不管用的,因为和八国联军作战根本不行。1903年开始,一直到1904年,清政府决定继续花更大的力气。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全国一共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而且把军队的结构做很大的调整,但是到后来,一直到1907年,大概四年以后,真正练成的新军只有十六镇,十六个混成协。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训练和能力方方面面是最好的,由他的六个镇分别管直隶、山东和东北一些省。我这里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各个省尽管当时得到皇帝的指令,要去编排、训练新军,但并不是每一个省都做到了、做成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哪个省愿意,能够从外国银行借到钱。1902年至1907年,袁世凯为了编练新军六镇,花了很多经费。根据现在的历史估算,每一个镇的开支大概是260万两银子,所以六个镇一年要1560万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清朝整个财政税收一年是8千万到9千万两银子,将近1/4的钱供六个镇,还有10个分别在其他省的镇的开支加在一起。


清朝到最后因为新式武器的到来,改变了军队的结构。军队的开支,不管是武器还是人员的开支,清朝的融资能力和财政能力没办法跟上,这两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后来不仅仅是整个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做下去,各个省的督军分别自己玩自己的,如果能够融到钱实力就更强,融不到钱就不行。


这方面袁世凯比其他的督军要好多了,他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的关系非常好。到了1911年底、1912年初的时候,孙中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位给袁世凯。所以从开支的数目来看,热兵器时代来到中国以后,对于过去的体制来说形成的挑战很大,暂时没有办法适应过来。


以1905年作为例子,当时通过中央政府的拨款,还有其他的税款收入可以给袁世凯的六个镇大概提供899万两银子的支持。其他的钱主要是通过发公债,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在省政府层面、督军层面发的第一笔公债,在那之前主要是户部去发行债务。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用外债编练新军


辛亥革命第一炮在武昌起义开始,武昌那边是张之洞编制的湖北常备军。之所以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能够培养起来新军,也是因为张之洞用了借外债的路,主要是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在1907年的时候借了188万两银子,在这之前还有其他的这方面的开支。清政府允许各个省建立自己的新军,不管是通过厘金还是通过借外债等其他方式得到资金,各个省的自由度很大,造成了清朝垮台之前各个地方督军实力很悬殊的结局。


下面以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对比来看看在军阀混战的1916-1927年之间,谁怎么样用金融产生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张作霖的实力远远比山西的阎锡山的实力强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跟融资手段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因为本来山西、奉天在地理位置、物理环境上的收入,两个省之前应该是差不多。但是阎锡山在山西除了财政以外,补充性融资的办法主要是靠超发货币。超发货币能够带来的融资帮助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借的债务是47年才还完。因为多发货币马上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于让当地人无形中帮助阎锡山增加军费开支的支持。


张作霖是通过三四十年、五十几年的长期债来融资,张作霖的做法把压力分摊到未来50年来分别去承受,而阎锡山的做法是把额外的融资压力当下就让你感受到,百分之百的现在付完。这样一来就不太奇怪,在那个时期,山西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很多,反过来对于阎锡山的新军扩张构成了很大的约束。但是张作霖不是这样,由此带来的结果,到1922年的时候,山西阎锡山和奉天张作霖的实力对比,阎锡山有士兵2万人,火炮56架,机关枪大概是36挺。张作霖士兵5万人,火炮75架,机关枪110挺,这个是更管用的,当时机关枪像核武器一样的。之所以有差别,就是因为和融资手段不同有非常大的关系。


1927年军阀混战结束时,张作霖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阎锡山慢慢就削弱了,在具体打仗过程中,1920年奉天和皖军作战,1922、1924年奉天和直隶做了几次,最后在各个军阀中,张作霖明显具有优势。


上述案例是想说明一点:热兵器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先是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财政融资压力,也迫使他们去发展金融市场。到了19世纪和中国接触,还有其他地方继续扩张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另外是热兵器进入中国以后,对于清朝后来乱了阵脚起了根本的作用,但是在观念上,金融市场的使用和发展上,并没有跟上来,至少没有那么快跟上来,对于后来清朝的结局,甚至于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格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如何判断美国的国力?


从这些金融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理解判断美国今天的实力,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实际上,和英国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国债宏观负债水平并不是那么高,现在联邦政府的国债余额大概是GDP的1倍左右,英国在19世纪初期时达到了GDP的2.6倍负债余额,如果以那个作为参照点,美国还有1倍的联邦政府融资潜力可以用上。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融资容量很不一样,从金融专业的角度来讲,有几方面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的融资能力、潜力有多大,做到多大时不会出现危机。


一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债券市场是不是非常发达,尤其是债券市场参与者能够接收的债券期限有多长,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像原来民国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超过六个月就被看成是长期债,当然今天在中国也可以发行50年甚至上百年的债券,也不是问题,也还是有人买的。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除了向洋行借40几年、50年的债以外,在本土,自己的借贷市场要借这么久期限的债务不可能。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债务期限都是很短,这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融资能力、融资能量的约束就会很大。


但相对来说,在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可以发行没有期限的永续债,我在耶鲁的同事收藏了很多荷兰地方政府在17世纪发行的债券,这是没有期限的,现在只要拿那些债券的票据、权证到荷兰的政府每年付利息,他们现在还是付的。如果信用这么好的话,债务融资的容量就可以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债务融资空间、容量是很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金融对现代国家的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于应急战争开支。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支持是不能低估的,不管是从经济发展、企业融资还是从家庭解决金融需要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防,尤其是应急战争融资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是非常关键的。金融在历史上,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时代之后,作用更大。从这些角度来看,至少我认为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发达的条件之下,不管是印太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还是从其他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可以继续发展的潜力,至少从金融角度来看的潜力。


陈志武:我们为何缺少百年老店?

来源:经济观察报


之前我们谈到现代公司富可敌国。但是,你可能还会纳闷,难道历史上就没有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吗?为什么中国过去没有很厉害的企业呢?如果过去有成功的,那么,那些企业又是靠什么成功的呢?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帮助投资者区分今天的公司、挑选靠得住的投资标的。


据统计,截至2012年,在日本,存续超过1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有2.1万家。历史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更有7家企业历史超过了1000年。排在世界最古老企业前三位的都是日本企业。超过200年历史的长寿企业在欧洲也不少,德国有837家,222家在荷兰,还有196家在法国。就连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百年家族企业也达到1100家。


而在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不多,包括六必居、张小泉、同仁堂、陈李济、玉堂酱园、王老吉、全聚德。


从对比中,我们看到,不仅现代公司进入中国比较晚,而且即使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在过去的中国发展得也很艰难,能实现百年老店的中国企业很少。为什么传统中国企业难以长寿?这对于我们判断过去的商业环境、研习今天中国公司的投资价值,又有什么启示呢?你也知道,公司能存续的寿命越短,其投资价值就越低,除非公司会被别人高价买走。


老字号玉堂酱园的故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看看山东济宁的老字号——玉堂酱园的故事。济宁位于大运河边,也是历代漕运主要中心之一,所以,那里很早就集聚了许多来自苏州以及江苏其他地方的商人,他们对家乡酱菜特别想念。于是,苏州人戴玉堂就于清朝早期的1714年,在济宁开了一家酱菜铺子,就是玉堂酱园的前身。在戴玉堂离世后,酱铺由儿子、后来由孙子经营管理,但在孙辈管理期间,经营出现困难并且债台高筑,加上当地政府和地方恶少的讹诈威逼以及一些地痞找茬闹事,戴玉堂的孙子辈想出售企业,但迟迟找不到买家。真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呀!


终于在1816年,由冷长连和孙玉庭出资1000两银子买下。当时,冷长连是济宁精明的药材商,他看重“姑苏玉堂”这块驰名京城的牌子,但又怕地痞恶棍、政府衙门的敲诈,担心自己招架不住。于是,他找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大官孙玉庭,由冷家和孙家各占股一半、联合经营,借孙玉庭的权势保护企业。按照“卖店不卖字号”的协议,把店名由“姑苏戴玉堂”改为“姑苏玉堂”,又名玉堂酱园。


接手开始的二十年里,冷家和孙家的人直接管理玉堂酱园。后来,两家达成协议,双方亲戚都不介入玉堂的管理,而是聘请第三方总经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就这样,玉堂聘请了外部总经理梁圣铭。梁圣铭是18岁进玉堂的伙计,精明干练有魄力。在梁圣铭的苦心经营下,玉堂由一个小小的店铺作坊发展为济宁独一无二的字号。梁圣铭病逝后,玉堂还聘用过其他几位外部总经理,但由于太平天国等内乱不断,19世纪玉堂酱园挑战不断。一直到1905年冷氏完全退出股本,由孙家独家拥有、独家经营,才把玉堂从泥潭中救出来。


由于玉堂酱园注重质量和口味,产品十分畅销,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生产的酱菜、酒类南北风味兼有,企业成长不错。1886年,军机大臣孙毓汶——孙玉庭的孙子——将玉堂“小菜”送进皇宫。慈禧太后品尝后,连连称赞:“真是京省驰名、味压江南!”并命玉堂把酱菜当贡品,每年送进皇宫。1910年,玉堂的远年酱油、什锦萝卜等,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章。1915年玉堂产品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包括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金波酒、酱油获五块金牌。


1949年后,经过公私合营,玉堂酱园成为济宁市第一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玉堂由于体制僵化,管理混乱,曾一度陷入困境。1998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证书,1999年玉堂酱菜获“山东名牌产品”称号。就这样,这个三百多年的老字号活下来了,成为中国七个最老企业之一。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普通,跟其他千千万万传统企业没什么两样,为什么玉堂酱园可以活下三百年,而其他的家族企业却不能呢?中间有什么秘诀呢?


这个案例的确很有意思,以至于世界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Pomeranz)都专门研究过玉堂酱园,他的名著《大分流》至今还轰动中西方历史学界。彭慕兰就说:玉堂酱园有两大股东及十几家小股东,但都不参与生产经营,而是从伙计中选拔总经理,总经理不持有股权但掌管着玉堂的经营管理、人事、财务大权——这不是说明中国很早就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吗?为什么说中国传统企业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谈到过,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特点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要使这些法律契约有效,就必须有可靠的法治环境,否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难以长久实现。可是,清朝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那么,玉堂酱园怎么能从18世纪持续到20世纪中期,然后还活到今天呢?


玉堂酱园背后的故事


玉堂酱园之所以能胜过千千万万传统企业、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太特殊了!孙玉庭的家族从乾隆时期开始就高官不断,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山东济宁周围最强势的望族,这使得孙家参与的交易和契约是别人所不敢违背的,使玉堂聘请的外部总经理不敢乱来,也使得孙家参与的商业项目倍受其他商人的青睐、大家都想加盟。


孙玉庭的父亲孙扩图在乾隆元年(1735年)考中举人,任杭州府钱塘县知县,进入清朝权力精英阶层。孙玉庭自己1775年中三甲第七名进士,1786年任山西河东道(相当于副省长),嘉庆初年(1796年)升按察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历任湖南、安徽、湖北省布政使(省财政厅长);1802年开始分别任广西、广东和云南的巡抚(相当于省长)以及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在清朝,两江总督是朝廷之外的最高任职;后来在道光年间,任大学士,直接参与朝廷决策。


他的长子孙善宝1807年考上举人,做过刑部员外郎(刑部副司长),最后官至江苏巡抚。孙玉庭的第三儿子孙瑞珍,1823年考上进士,任职包括翰林官、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等。


孙玉庭的孙辈之中,孙毓溎于1844年以一甲一名全国状元考中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另一个孙子孙毓汶,也于1856年以全国一甲二名榜眼考上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曾孙孙楫,1852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所以,你看到,从18世纪中期开始,孙氏家族四世任官不断,历任清朝政要,祖孙三代官至一品,家门之盛是北方士族无与伦比的。因此,孙家企业跟国有企业的权威几乎无别,无论在财产安全还是在契约安全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连跟孙家一起合伙的冷氏也只能是出资但未必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的权势背景很强硬,那么,即使整个社会没有公平法治,甚至在人治的社会,企业的契约权益也不会被挑战,对方违约的概率也很低,这样的家族企业才能事业长青,可是,有几个家族能像孙家那样几代都做高官呢?玉堂酱园是其他企业不能复制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活下来的家族企业很少,也是为什么以前的家族企业会不惜代价让子孙考进士,做官是让家业活下去的重要保障。


关于玉堂酱园的另一个细节是,在孙家的各种文书和当地县志府志中几乎都不提孙家跟玉堂酱园的关系,社会上当然都知道玉堂的后面是孙家,但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正式文书提到孙家的商业经营,就是因为作为儒家士人,言商经商显得过于低下,是不能放在桌面上、阳光下的。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企业是商业的绝对主流。但如果家族里没有人持续做高官,其企业只能小打小闹、难以壮大,更难以成为百年老店,


搞科技创新这种长期投资就更是奢侈了。即使像孙家这样在近两个世纪中高官不断,他们也未必能大刀阔斧发展商业势力,因为儒家士人对商业的鄙视使他们始终不能正大光明地走出来。由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商业难以成为独立的力量,其势力更不能跟国家、家族攀比。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第一,近代历史上,中国的“百年老店”比德国、法国、美国少很多,尤其比日本少。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高度人治的环境下,你家里总要有人在做高官,否则你就无法保障家族企业的产权和契约利益的安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和契约关系就不好应对,企业做不大、做不久。玉堂酱园这样的成功案例太少,因为济宁孙家这样的世家太稀有。第二,儒家士人对商业的排斥,也使得商业组织难以走上独立的正大光明之路,所以,商业组织在中国过去难以成为可与官权、家族力量攀比的第三方独立势力。第三,玉堂酱园和其背后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现代公司和其所需要的足够独立的法治环境不能建立,民营公司的长久持续能力就要打折扣,也会降低它们的长期投资价值。


陈志武:金融到底为啥、为谁、为何?


来源:经济观察报


从这周开始,《金融其实很简单》这个专栏会每周刊登一篇文章,这些文章都会摘自我在喜马拉雅开设的《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这门课每周三开讲并持续一年,其定位在于以通俗语言讲解金融的逻辑,尤其是用金融分析框架去梳理文化和历史背后的道理。


在介绍金融是如何解放个人、带动现代化的同时,我也尽量讨论不同金融市场的特点和历史由来,包括如何利用这些市场去优化投资理财。今天,对金融充满误解的言论很流行,全面而正确地理解金融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都离不开金融。


许多朋友对金融感兴趣,是因为这行当赚钱多,但是很多金融从业者虽然赚钱多,还是觉得不踏实,因为自己好像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具体的价值,没有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东西。特别是一碰到金融危机、看到金融动荡冲击社会,内疚感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今天我想通过三个故事回答两个问题:一,金融到底只是富人俱乐部,为富人服务,还是对普通人也重要,甚至更重要?金融到底为谁?二,金融究竟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金融为啥?为何?


故事一:非洲部落社会没有货币、没有金融,怎么办?


中国在很早以前,至少从商周开始,就出现了货币,到现在已经有各种金融产品。但是在非洲很多部落,土地是部落公有的,不能买卖,而那些草屋又不能当成房地产投资品,所以,土地和房产都不能是财富载体。而且在那里,一直到近代还没有货币,更没有金融产品。那他们怎么生活?靠什么来表现成功、承载财富呢?一些人类学者到坦桑尼亚的一些部落做研究,发现在那里,山羊和人是主要的财富载体。


你说你做得非常成功,那你给我看你有多少只山羊呀?你拥有的山羊越多,就代表你过去做的越成功。有的男人会有500只羊,甚至上千只羊,但这样一来,如果你太成功了,有相当于5000只羊的财富,那就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怎么让这 5000只羊不死掉?每天能够活下来?管理的挑战会非常大。


这些部落就延伸出一个更珍贵的财富载体——妻子,用妇女做工具。按照当地风俗,你可以花100只山羊娶一个妻子,实际上是买一个妻子。当然,这是平均价格,如果姿色好一些、能干一些,价格会更高。这样一来,如果你有十个妻子,那就说明你这个男人真的非常成功!


当然,你可能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有了这么多妻子,以后需要流动性,需要钱去买生活品,买吃的,那怎么办呢?只要妻子交易市场还非常活跃,你可以把妻子变现,差不多可以按照原价卖出去。


你当初花了100只羊买过来的妻子,过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可以按照100只羊的价格把妻子卖掉。这100只羊也可以用来去交换,换到生活品。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在非洲没有货币、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他们找到的财富载体是山羊和人,把女人作为产品、作为金融工具,帮助他们保值,甚至如果有姿色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升值。而有了金融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人就解放了,特别是妇女被解放了,不需要被作为财富工具了。


故事二:中国妻妾买卖的历史


2004年左右,我和彭凯翔、袁为鹏合作,收集明清以来的民间借贷交易信息,包括借贷双方的身份、财产和家庭背景,还有借贷金额和利率等等。一次偶然机会,我翻看徽州一个家族18、19世纪的商业账簿,其中一项是花了七两银子买了个女婢,这笔开支被记在当年的出入账上,另一方面也被记录在家族企业的资产表里。我很震惊,以前只在小说里看过的故事,竟然真实存在,而且还把人当做资产放在负债表里!


后来,我就跟彭教授、袁教授提议,我们来系统收集过去把人进行工具化交易的历史数据。结果,云妍博士查到,在18、19世纪清朝抄家档案记录里,也都把女婢、家奴定价,一般每人按10两银子计价,和那些腐败官员的土地房产、金银古董等一起算在家产总额里。另外,清朝刑部题本档案里,我们也找到近4000笔妻妾买卖的交易细节,这些都是因为妻妾买卖交易引发命案的案件。我们发现清朝时期的妻妾平均价格为20两银子。


为什么会买卖妻妾呢?什么时候会卖妻妾、女儿呢?我跟彭教授、何石军博士、林展博士的研究发现,灾荒发生时或者一家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卖妻卖女的主要时期,所谓的“卖一口,救十口”!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最没办法应对风险挑战的,他们最容易活不下去,最终就把妇女做避险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其实首先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让老百姓能够过得像个人,而不是当工具用!金融对富人可能是锦上添花,而对普通人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故事三:张维迎的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生长在陕北农村,他老家在黄河的边上。每次黄河发大水,大水退潮之后,在黄河边上会留下很多大块的煤炭,村民们就会冲到河边去抢这些煤炭。


大家都想要这些煤炭,但是,如果继续无序地抢,就会引发很多冲突。村民们就发展出了一些规则,当地人确定的规则是:只要你把你自己的东西,不管是草帽、衣服、麻袋甚至内裤,放在哪一块大煤上,那一块煤就属于你的,别人不可以去碰。


后来1990年代,张维迎去英国留学。他在英国发现,那里海边的村民也有类似的确定产权的规则。每次大风暴雨在海水退潮以后,海滩上也会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木块或者其他东西。为了减少冲突,当地的英国人也是用自己的东西去放,只要你的东西放在一木块上,那个木块就是属于你的,别人不可以去碰!


这些现象使张维迎教授非常纳闷,他老家陕北跟英国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怎么在没有经过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的前提下,跟英国人推演出了类似的产权规则?这是为什么呢?


张维迎教授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面对的生存挑战尤其风险挑战其实非常相同,此即共同的人性。正因为这些共性驱动各社会去创新,去为更好地生存而创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驱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发展的背后因素肯定也有其共同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用金融的逻辑来解读文明的变迁,解读中华文化和其它文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总结


今天我们谈到的三个要点如下:


第一,在没有货币的社会里,人也会被当成财富的载体,而不是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人。非洲部落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清朝中国的女婢、家奴以及妻妾买卖的历史,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金融市场,人尤其是妇女会被当成保险资产、投资资产来使用。从这里,可以体现出金融的社会价值。金融不只是为富人,也不只是为政府、为企业提供帮助,实际上金融对普通人的意义更大,特别是对于女性的解放至关重要。


第三,人类各社会不管是否曾经交流来往过,都面对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的生存挑战,这种共性带来了人类不同社会在价值观和创新等方面的共同性,包括文化变迁驱动力的共同性。


来源:爱思想、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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